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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金砖国家:两大多边合作机制的利益契合点

东盟与金砖国家在哪些领域的利益高度契合,足以促进可持续的生产和投资联系?到2035年,在何种条件下,两大区域之间才能形成成熟的经济网络?请阅读TV BRICS的专题报道

和解的经济基础

东盟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汇点已在具体的供应链、投资项目和运输路线中逐渐形成。中国企业正在扩大在东南亚的生产,印度正在增强其在医药和技术服务领域的影响力,海湾国家正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俄罗斯和巴西的资源基础则为连接区域生产链创造了机遇。

然而,双方的互动仍然较为分散。其发展并非取决于是否建立新的一体化集团,而是取决于贸易、物流、跨境支付和监管成本的降低速度。这些因素将决定现有联系能否在2035年前发展成为可持续的互动体系。

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制度联系也在不断加强。印度尼西亚自2025年1月起成为金砖国家成员,而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则获得了伙伴国地位。这为东南亚经济体与金砖国家经济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尽管目前尚不存在正式的东盟-金砖国家机制。

这种格局并非偶然。自2010年代初以来,金砖国家不断扩大与外部伙伴(包括单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的互动。2011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三亚宣言》已表明金砖国家对与非金砖国家合作持开放态度。这一承诺随后转化为实际行动:轮值主席国开始系统性地与邻国和主要区域组织开展对话。

利益交汇点在五个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是食品领域。俄罗斯、巴西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食品和农业投入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对谷物、油籽和化肥的需求稳定且不断增长。大米、棕榈油、橡胶和水产养殖产品也需求旺盛。一种互补关系正在形成,一些国家的粮食需求由其他国家的资源基础来满足。这并非指各区域组织之间建立统一的粮食安全体系,而是指特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利益的趋同。化肥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来自金砖国家的化肥供应支持了东盟农业集约化发展,从而形成了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关系。

建立金砖国家粮食交易所可以扩大食品出口商的买家渠道,提高价格指标的透明度,并创造更可预测的价格。对于依赖粮食进口的东盟国家而言,建立这样的机制意味着能够获得更稳定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粮食交易所将刺激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物流枢纽、港口设施、仓储系统和金融工具——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深化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整体联系。

第二个因素是能源。能源趋同是由东盟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需求以及金砖国家最大经济体的资源基础所塑造的。印尼是中国和印度的主要煤炭供应国。加速能源趋同的另一个因素是东盟国家希望实现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传统能源供应的中断正促使该地区各国政府寻求能够确保稳定、可预测能源供应的替代合作伙伴。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的资源基础不仅对东南亚具有商业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其目标是为能源相互依存奠定长期基础。

金砖国家的别的优势在于其内部既有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也有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一些成员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远超国内需求,而另一些成员国的自身资源仅能满足部分需求。这种互补性创造了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出口国将供应转向伙伴市场,而进口国则获得了稳定的能源来源。对东盟而言,这意味着能够接入现有的能源路线和合作伙伴关系,无需与每个供应商单独建立联系。这种方式并非构建单一的制度体系,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关系。

除了传统能源之外,这种协同效应还涵盖可再生能源。东盟国家在太阳能、地热能和水力发电方面拥有巨大潜力,但其发展受到勘探成本高昂、电网基础设施薄弱和融资不足的制约。金砖国家的研究中心和科技公司可以促进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发展,而新开发银行可以为相关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这种互动将融合议程从商品交易扩展到技术层面。

第三个领域是关键矿产和工业原材料。东盟各经济体向金砖国家供应镍、锡、铝土矿和其他工业资源。印尼在全球镍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是中国和印度电池生产和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该地区各国日益重视深化本国资源加工。印度尼西亚一直限制未加工原材料的出口,从而刺激国内加工能力的建设。这不仅为金砖国家企业提供了购买原材料的机会,也为它们通过合作建设冶炼厂和电池制造厂等项目参与价值创造提供了机会。这种互动模式将资源互补转化为生产合作,在长期投资项目层面巩固了这两个领域的交汇点。

第四因素是电子和工业合作。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生产的半导体、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已融入中国企业的生产链。来自中国的工业设备和电子元件也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印度正在加强其在某些工业合作领域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机械工程和零部件制造领域。一种分布式生产体系正在形成,该体系融合了金砖国家和东盟的生产和技术专长。

第五是医药领域。印度仿制药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的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来自中国的医疗产品和设备也在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对印度而言,东盟市场是其出口和本地化生产的重要空间。对东盟国家而言,印度的药品是价格合理的药品和技术专长的来源。扩大医疗设备合作、实现药品本地化生产以及促进医疗保健领域的技术交流仍然是充满前景的领域。

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公共管理、可持续发展和区域金融体系专家伊琳娜·鲁萨克指出,2024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预计将达到约9823亿美元(约合6.5万亿人民币)。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193亿美元(约合1288亿人民币),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双方贸易中,电子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

同时,这位专家强调,食品、能源和战略矿产(镍、钴、锂和稀土元素)显然具有共同利益。目前,这些领域主要以联合项目和长期合同为主,而非已建立的统一、可持续的生产链。在医药领域,一体化程度仍然相当有限且不均衡。

东盟的人口结构是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该地区近一半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潜在劳动力预计将持续增长至2038年。这将带来强劲的国内食品、能源、住房和消费品需求,以及庞大的劳动力。对于金砖国家而言,这种人口结构意味着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制造业基地;而对于东盟而言,这为其吸引区域外资本和技术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tvbrics-cropped.jpg 图片来源: maroke | iStock

经济趋同机制

两大集团之间的融合主要体现在特定国家、港口、制造业集群和金融中心。中国-东盟网络仍然是东盟与金砖国家之间重要的制造业和贸易枢纽。中国企业在东盟设立组装和电子制造工厂,中间产品和设备则反向流动。这一网络构建了基础设施基础,能够连接来自俄罗斯和巴西的原材料供应商以及来自海湾国家的资本。

正如伊琳娜·鲁萨克所强调的,投资有可能改变东南亚的生产格局,这一点已在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例如,2025年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将达到2439亿美元(约合1.6万亿人民币),超过2023年创下的2300亿美元(约合1.5万亿人民币)的历史最高纪录。

"新加坡以1509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居榜首,其次是印度尼西亚(214亿美元)、越南(204亿美元)和泰国(191亿美元)。中国是东盟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可以促进电子、电动汽车、金属加工、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制造业转移,"伊琳娜·鲁萨克表示。

专家指出,最复杂技术的自动转移不会发生,因为这一过程必须对所有参与者而言都具有法律上的清晰性和合法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盟的绿地投资(或称绿地投资)在2025年下降了10.1%,至1056亿美元(约合7052亿人民币),这引发了人们对某些制约因素的担忧。

就贸易规模和产业合作深度而言,印度模式仍不及中国-东盟框架,但在医药、IT服务和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正在扩张。印度企业正在增加对印尼和越南的药品供应,并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开设技术中心。对东盟而言,印度是不断增长的市场和专业知识的来源,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对金砖国家而言,印度模式作为替代重心至关重要,使东盟国家能够避免被单一主要伙伴所束缚。

来自海湾国家(主要是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资本发挥着特殊作用。其重要性并非主要体现在贸易上,而是体现在投资上。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对东南亚的港口基础设施、物流枢纽和能源项目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对于东盟国家而言,这代表着基础设施项目长期融资的又一来源。对于海湾国家而言,这是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并扩大其在亚洲最具活力地区之一影响力的途径。

如今,金砖国家中最突出的枢纽是四个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印度尼西亚是金砖国家成员,也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镍、煤炭和铝土矿储量,并奉行加速工业化的政策。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是金砖国家伙伴,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马来西亚是电子产业和伊斯兰金融中心。泰国拥有汽车和食品产业,物流位置优越。越南是快速发展的制造业中心,与区域供应链深度融合。

物流至关重要。大部分贸易都要经过东南亚的海运枢纽。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巴生港、林查班港、凯梅港和丹戎不碌港处理集装箱货物、散货和能源产品。这些港口的吞吐能力正变得日益关键。因此,来自中国和海湾国家的资本越来越关注扩建码头和港口基础设施现代化。

印度占据着西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战略要地。东海岸港口和沿海航运的发展,将巩固其作为海湾国家向东盟货物运输中转枢纽的地位。对该地区而言,这意味着一条替代路线的出现,从而减少对少数几条海上航线的依赖。这是充满希望的方向,其能否实现取决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能源贸易的扩张催生了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能系统及其他基础设施的额外需求。与此同时,陆路运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与东盟大陆国家铁路连接的不断发展,为中高价值货物的运输创造了更多机遇。公路走廊则确保了时效性货物的快速交付。

未来,物流合作有望发展到构建兼容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并制定统一的运输规则、货物保险和物流跟踪系统。这需要规范流程,从而降低交互成本。此类标准化将简化海关手续,提高价格透明度,并提升金砖国家和东盟国家之间供应链的可靠性。对于化肥、食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出口国而言,这意味着更低的物流成本和更快的产品周转速度;而对于进口国而言,则意味着更高的交货时间和成本可预测性。

经济学家、新开发银行前副总裁、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和货币管理专家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认为,不能自信地将金融基础设施称为东盟和金砖国家之间最薄弱的环节。

“跨境交易越来越多地以参与国的本国货币进行。此外,中国央行与包括部分东盟国家在内的多个南方国家央行维持着人民币双边互换额度网络。这些互换额度可以在金融危机时期提供流动性,”巴蒂斯塔表示。

金融基础设施仍然是最不发达的领域,但却是促进和解最有希望的机制之一。不断增长的贸易额需要结算、贷款和保险。多种国家货币之间的直接交易流动性仍然低于通过主要储备货币进行的交易,这增加了交易成本。一种解决方案是建立中央银行之间的直接兑换机制并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东盟和金砖国家的一些中央银行已经在发展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机制。促进债务抵消的清算中心正成为一种常用的工具。

除了结算之外,外贸交易保险也是金融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贸易额很大一部分来自海运的金砖国家和东盟国家而言,拥有自己的货物和过境风险保险机制将直接影响贸易流动的成本和稳定性。

发展自己的保险工具——从进出口保险到跨洲运输保险——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解决商业纠纷:相互承认仲裁裁决和统一的纠纷解决程序将使经济实体避免诉诸外部司法管辖。

新开发银行作为东盟国家项目融资来源的潜力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扩大成员国规模或为非成员国建立贷款机制。其次,该银行是否愿意以市场条款为创始国以外的项目提供融资。尽管这些机制仍处于发展阶段,但新开发银行应被视为东盟潜在的融资工具,而非现有的融资工具。

tvbrics-cropped.jpg 图片来源: quantic69 | iStock

限制因素

尽管金砖国家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但发展此类合作需要考虑诸多具体因素。其中之一是经济规模的差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远大于部分东盟国家。在此情况下,寻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至关重要,这些模式能够扩大市场准入,支持本地生产商,并确保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

第二个方面与地理和基础设施有关。部分金砖国家经济体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距离遥远,影响着贸易交易的成本和时间。因此,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和物流项目的开发,这些项目能够增强区域互联互通,并开辟新的供应路线。扩大海运、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可以逐步降低成本,并为增加双边贸易创造条件。

第三个方面是监管不兼容。海关程序、认证标准和卫生法规存在显著差异。协调统一需要数年时间,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和法律风险。

第四个因素与金砖国家的特定体制结构有关。金砖国家并非拥有统一监管体系的超国家经济实体,其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基于各自的国家优先事项。金砖国家文件主要界定了互动的总体领域,同时也为具体的双边和多边倡议留出了空间。因此,与东盟关系的发展,除其他因素外,取决于各国能否有效地协调优先事项并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

金砖国家与东盟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发展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对双边贸易的增长和新生产链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

据俄罗斯联邦政府金融大学战略与创新发展系副教授、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国家经济专家米哈伊尔·哈恰图良称,金砖国家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增长确实存在一些重大限制,但这些限制并非致命的。相反,这些瓶颈正在通过联合项目逐步克服。关键因素在于交通和物流链的发展,随着贸易额的增长,这些链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成为重要的阻碍。

港口、铁路和公路走廊以及边境口岸目前均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未来几年吞吐能力必须至少提高50%。

金砖国家和东盟没有共同领土。哈恰图良指出,一些连接(例如巴西或南非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连接)最初需要漫长而复杂的路线,这会增加成本和交付时间。

继续讨论物理障碍的话题,专家还强调了行政管理方面的困难。

“各国铁路轨距、车辆规格和集装箱要求各不相同。这导致货物转运次数增加,从而减缓了运输和物流链的货运速度,并增加了托运人和收货人的成本。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各国边境漫长的清关时间和缺乏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例如电子文档管理、实时货物跟踪系统)。这些因素会导致额外的时间损失,并增加贸易协议中断的风险,”哈恰图良强调。

尽管困难重重,但和解进程已经开始,各国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金砖国家和东盟国家正积极努力消除这些以及其他阻碍相互贸易的壁垒。南北路线正在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推进。中国平陆运河的开通就是显著的成功案例:它开辟了一条新的江海通道,大大缩短了中国西南省份货物运往东盟国家的航程,”哈恰图良提示。

哈恰图良表示,金砖国家和东盟国家正致力于在物流协调、贸易和税务数据交换以及简化和统一海关程序等领域建立共同的数字平台。新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在发挥吸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作用。各方正在努力协调海关、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以减少非关税壁垒。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协调。

最现实的合作情景

到2035年,可以预见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惯性模式。贸易额增长,但制度机制依然薄弱,投资合作有限。这种模式制度负担最小,无需投入大量政治力量,但也不会创造质的新机遇。

第二种是基准模式。来自中国、印度和海湾国家的投资者增加对东盟港口、铁路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统一的物流框架得以形成。高附加值产品份额增加,合资企业发展壮大。这种模式需要大量投资,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但为降低合作成本奠定了长期基础。

第三种是加速模式。在基准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以本国货币进行的直接结算机制,扩大互换额度,并发展技术交流。东盟将成为技术的共同开发者,而非消费者。这是最深刻、制度最复杂的模式,对监管环境的质量要求极高。

所描述的情景并非抽象概念。已有具体实例表明,网络互动模式如何在单个经济体层面发挥作用。正如伊琳娜·鲁萨克所指出的,对白俄罗斯而言,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并非金砖国家与东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构建具体的合作框架——主要围绕产业、粮食安全、能源和物流等领域。

“白俄罗斯近期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最高级别的接触证实了其对应用技术的重视:从设备供应和服务到本地组装、专业培训、合资企业的创建以及服务业(主要是旅游业)的发展,”鲁萨克表示。

对白俄罗斯而言,最相关的合作领域是农工和机械工程领域,包括本地服务、人员培训和再培训,以及后续在东盟国家组装设备。近期,双方在就印尼问题举行的最高级别官方会晤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例如,今年8月缅甸总统访问明斯克期间,白俄罗斯和缅甸签署了基础贷款协议、一份拖拉机零部件供应合同以及系列法律和经济协议。

东盟和金砖国家并非走向合并或形成单一的机构集团。它们的互动方式截然不同:它们正在构建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经济利益、资源流动、生产链和金融基础设施相互交织,而无需建立僵化的超国家结构。

因此,双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成果可能并非催生新的一体化组织,而是逐步降低现有经济体系之间的互动成本。更经济的物流、更直接的支付方式、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以及更协调的监管程序,能够逐步将分散的项目整合为可持续的经济网络。

本文由瓦希特·尼亚佐夫撰写。